“巡监察御史曾大有上疏：县开革小吏许禄与魏国公徐俌家仆徐林勾结，谋夺妙相院及县民赵楠、邹塾等田产投献魏府，妙相院僧怀义及楠、塾等人奏告纷纭，有司畏惧魏府权势，避祸不能勘问，构讼屡年，小民无辜被累而死者数人，奏请朝廷差员勘断。”

毕竟开始谁也没在意这本书，最终使得这书价倍增的缘由还是‘御批’两字，题字狂标记太多了。

黄册里甲制定严密，包括分少数民族地区，大明王朝所辖之内，几乎都制攒造黄册，天下人等份不同，臣民应役各有差别：第一类是官绅之家，可得分优免。

夫的女儿，梦！”注：1、《历代通鉴纂要》一事受罚的有二十多人，史书称由此可见刘瑾专横，实际上《明实录》里记载正德二年当年就大赦免了，老刘冤啊。

再说说这书的结局，清朝的时候既没列《四库全书》也没《四库全书总目》，理由是说隆皇帝觉得这书‘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

二爷还真不是糟践那群文官，这帮满仁义德的谦谦君们，对涉及到房田钱粮的事绝对是心狠手辣，毫无人。所谓投献，一般是百姓为避赋税、徭役，将自己家人和田产纳权贵缙绅名下的一手段，其中不乏庶民富。

不过这书也没被全毁，嫌正直的隆爷专门让翰林院抄了一份袖珍本，自己没事拿着看，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另外还有一装版保存在故博院图书馆，两书都有题字狂的印戳，至于大清的文臣们为什么睁说胡话的原因也是这位十全老人，被大清奉为治史圭臬的万世之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编书日期都不可考，里面大量的因袭抄录了《通鉴纂要》，这也无所谓。

婢、佃不公籍，非编齐民，地产丁粮必寄居主完纳，所以才有人上赶着投靠权贵当才，只不过当主人的忒不要脸，无视国家律法，直接全额优免，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佃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玩，大明朝的赋税收自然是每况愈下，不可救药了。

廷和乃以蜀锦辞瑾，瑾曰：“刘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疏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镇抚司。丁寿坐在自己的签押房内，眯着聆听着钱宁的奏报。

第二类是庶民之家，其中军、匠、灶等已有专制应役，可得粮差减免，其余人等照贫富程度分为上中下三，以凭差，上中为里长，下为甲首，每十里长与一百甲首编为一里，均属应役正，称为‘正’，另外每里册后还有一些‘带畸零’，‘贫门单丁，或病弱不堪生理，或佣工借贷于人者’，这些鳏寡孤独皆不任役，至于万历时期现的‘商籍’则不在黄册籍之中，因为商籍是一商人弟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历朝科考都有地域限制，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如杨慎、焦黄中这些官二代，甭老当多大官，人得回原籍赴考。

搞得才们都不好意思不把这书当回事，可要是《四库全书》同时收录了明代的这史书，两相对照，你要说前明的是抄大清的，估计也没人信，索就把这书抹掉，皇帝留着自己看就得了。

这上也只能佩服大清文人的治学理念：一切为主着想。2、（刘）忠谓（杨）廷和曰：“此行须别瑾否？”廷和曰：“瑾所为如此，不可再见之，人知必以我辈瑾矣。”忠然之。

而商人四奔波，回籍不易，于是明后期便现了所谓‘商籍’的权宜之计，谁要再说明代重农轻商，守旧死板，可以送给他一记大嘴。还有一类人不被编黄册，想纳税都没机会，即是所谓贱民了。

逃税心理，人之常情，自己府里就有一个卖投靠的程澧，丁寿可以理解，反正投献这事也不是没风险，主家要是心黑真把寄在自己名下的田产给吞了。

“唉！徐老伯办事手尾忒不净，占田这小事还被和尚和百姓上告扯，真丢国公府的脸面。”丁寿叹了气，大摇其“这要是换那帮大巾来，怕是早把人给灭了，哪还有什么活。”

投献人只能为为婢的认命了，另外大明律里从来也没有全额免税这一说，从秀才到一品大员，照品级大小享受优免数额，也是嘉靖二十四年才议定，朱八八最初的打算，只要是大明民，就得供役纳赋，绝不会因为你当官就可以白占老朱家的便宜，于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常见国监监生请假回家充役的记载。

正统元年，诏令在京文武官员之家，除里甲正役之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尽免。所谓里甲正役，乃是‘唯正之供’，是基于田赋力役所，执行依据便是大明开国后为保障天下臣民收籍当差所制定的黄册里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