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于宁夏银川

重要的是自己只倾诉…

我的话完了。谢谢！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来。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

虽然我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为没有的女人更能够自由地幻想。在黎明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边有任何一女人。她被我抚摸并抚摸着我。

因为开始讲话之前，华苓特意向全到会者介绍了远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华苓等在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有风度的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幸好我们不是这样的小说家。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肚里没有什么，我们的脑却充实了。我现在写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为我脑里的东西非来不可，正像怀九个多月的妇女一定要生孩一样。

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

我写了一些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已经有五小说被搬上银幕。有的演员曾因主演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而成为影星。评论家说，我给文学画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辉的妇女形象，说我刻画妇女和表现情有独到的艺术手法。我听了这些暗自发笑。因为我在四十三岁以前本无法谈恋。可以想像，劳改营里是没有女人可为恋对象的。直到三十九岁，我还纯洁得和天使一样。我希望在座的男士们不要有我那样的苦闷。

全讲话连翻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认为这篇听来很油轻浮的讲话，实际上是落在很严肃的主题上的。那就是最后一句。这次演讲意外地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想，以上三篇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讲话，连起来读，是能够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湾版的序的。

于是，我就认识到了：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话之前，我们可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小说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一段。他的妻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还难？”小说家皱起眉说：“你生孩容易是因为你肚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脑里没有东西。”

十月十八日，在荷华的全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华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然而，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过监狱，过劳改营，也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号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东西，譬如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孤独比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