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有礼的这个照会可到了问题的心。因为据西方国际法学中对民地宗藩观念的规定，朝鲜若为中国属国，中国就要承担朝鲜炮击日舰事件的责任。森有礼看透了清朝官场畏葸怕事的心理，直接提中国是否“自任其责”问题，这一着确实把清朝总署大臣们难住了。

电报一到东京，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若狂，认为“惩罚”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狂呼发八年来“隐忍”的绝好实由天而降。但是，由于事件来之急促，日本御前会议除决定向朝鲜派军舰“保护侨民”外，对韩涉的基本方针并未形成定案，日本最决策者尚需一步抉择。

和日使辩论到这地步，东方式的传统宗藩关系碰到了新的难题，清国总署知已不能用空泛的名义来说词了。经过缜密研究，再复照日使，的申述律中朝宗藩关系的实质内容。但是，森有礼以西方国际

他们在给日使的复照中，除了重复声明朝鲜为中国属，并非空名而外，对是否“自任其责”的问题，合糊其辞的回避。森有礼见清政府态度弱，于是一步，追问清朝认朝鲜为属国，究竟有何实质内容。

在对外关系方面既无知又无能的闵妃政权，在“云扬”号事件后都未能拿相应的对策，1875年年末，住在倭馆的58名日本人，骑持枪舞刀剑在豆浦、开云浦等行恶，杀伤朝鲜军民12人。这一血惨案与日本政府遣使活动遥相呼应，是对朝鲜的公然挑衅。

日本参议木孝允在日本统治圈内被共认为是朝鲜问题权威，明治天皇于亲派内少辅专程赴木邸舍征询意见，木上书天皇诡称“朝鲜暴击我舰，分明与我为敌。”他建议首先要设法使清政府放弃和朝鲜的“际相亲、患难相关”的“藩属”关系；然后，以武力、问罪态势派遣大使，与朝鲜政府谈判。

但是森有礼为避免中国的预，决否认中朝的宗藩关系，他照会总署说：“朝解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因此凡事起于朝解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指修好条规）上无所关系。”总署大臣当即复照声辩：“朝鲜实中国所属之之一，无人不知。…合照修好条规所属土不相侵越之意，彼此同守。”森有礼看到这样辩论下去是永无休止的，于是改变了辩论方式，单刀直地向总署提中国对朝解涉事务是否负责的问题。

1876年1月，日本政府一面把陆军主力集结在下关一带，好征朝鲜的准备，一面委派军阀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命他率领使团一行30人率混成旅团助800余名，乘军舰5艘由品川发，其先遣舰只已在釜山近海抛锚。事先派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赴北京，试探大清国的态度，并设法避免中国的涉。

森有礼于1876年1月抵北京，随即到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奕欣等人。森有礼狡猾地说明了日本现在派大臣到朝鲜诘问炮击日舰事件，目的是“为两国得保亲好于永远”但朝鲜若拒绝日本要求，将有“不测之祸”

宗主国完全儒学的礼制作为规范，对藩属国行理，并不直接预和控制属国的内政外，也不直接介属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说，这是一文化上的认同。

皇太极在朝王归附时下敕令规定，朝鲜对清朝的礼贡遵循以前有清一代的历朝旧例，构成了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基本格局。显然，封建时代中国与属国的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民主义者与民他的关系完全不同。

藩属制度是历史的产。自清太宗皇太极祟德二年（1637）朝王李徖归附起至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1644）十月朝王李徖派遣其奉表香，贡方，朝鲜完成了由明属国到清属国的归附过程。象前朝一样，清王朝与属国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册封、纳贡等礼制上的联系。

森有礼完全不涉及中朝的宗藩关系，而只谈日本和中国是邻，为了表示推诚无隐，才把这件事通知中国。总署大臣完全不了解日本此时已决定以武力胁迫朝鲜，攫取不平等条约的谋，还向日本使作了一番劝告，希望日本遵守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不要侵犯朝鲜。森有礼则决表示，中日修好条约不能适用于朝鲜事务。因此，引起了双方对藩属问题的大辩论。